▋生產報國?
少子化問題是國安問題,對德國來說也是。尤其德國這個高度倚賴青壯就業人口的國家,少子化所帶來的成本尤其高昂。因此德國政府想盡辦法提高生育率,例如透過各種正面政策(育兒津貼、育嬰假、改善育兒環境、住宅津貼、鼓勵男性育嬰等等)或負面政策(對無子家庭的福利及稅賦不利)等工具,加上經濟景氣良好,去年來確實也達成1.5的生育率,是30年來最佳。
不過,短期內這種人口結構變化所帶來的挑戰仍然無法完全克服,希望還是得寄託在更多年輕而受過良好教育的男男女女們身上,讓他們鼓起勇氣生兒育女。
在這種「生產報國」的氣氛下,少子化不只是國安問題,對許多人來說還變成個人道德與責任問題。能生而不願生的人們被認為是不負責任的一代,只知個人享樂與職場發展,不願為了社會傳承與共同福祉而稍作犧牲──尤其是必須承受更多壓力的職場女性。
對此,德國的知名記者Kerstin Herrnkind發難,今年2月底,她的新書出版,書名叫《為祖國而交媾?不,謝了!》(Vögeln fürs Vaterland? Nein, danke!)。
▋家庭基本教義派
這本書的副標題是「一位無後女性的自白」(Bekenntnisse einer Kinderlosen),Herrnkind以一位不生小孩的職場女性身份,敘說她何以(被迫)選擇成為無後者的原因,也指出她所受到的歧視。
在談論Herrnkind這本標題挑釁意味十足的書前,我想先從前幾年出版的另一本挑釁力道更強的書,來說明無後者受到的異樣眼光:作家Nicole Huber於2011年出版的《無子:或者為什麼無後之人並非社會寄生蟲》(Kinderfrei. Oder warum Menschen ohne Nachwuchs keine Sozialschmarotzer sind)。
Huber寫道,如果你是達賴喇嘛、西蒙波娃、史懷哲、米開朗基羅、梅克爾等人,都會被認為是「不可思議的自我中心冷血無用的寄生蟲」,因為你無後,所以你對於人類的貢獻都不算數。聽來荒謬,但是很殘酷的,現在的政壇以及輿論的氛圍就是如此。許多人相信選擇無後生活的人對社會沒有貢獻、只知道消耗上一代累積的成果,因而也打算祭出懲罰性的措施,例如加重其賦稅或者減少其退休金。無後者被視為價值淪喪、退休金不足、德國人絕種、甚至歐洲伊斯蘭化等等社會問題的元凶,在私人生活上也必須不斷面對各種令人不適的質疑(是生不出來還是不想生?妳是不是不愛妳老公?我不想過妳這種自私的生活……)或者自以為睿智的預言(我當年也像妳這麼想,但是之後妳就會改變主意了;妳將來又老又孤獨時一定會後悔)。
Huber問,德國這麼一個自由而寬容的社會,多年來產生許多偉大的價值變化,例如非婚生子女、單親媽媽、不婚伴侶、同性戀、龐克族、無神論者等等都共存於德國社會,沒有誰受到歧視,為什麼不想有小孩的人們,卻不見容於社會主流價值?她甚至提示,德國曾經存在一段時間,是認為「人們都應該為元首帶來一個孩子」的年代。那個年代雖已過去,我們的社會卻仍然營造出養兒育女是公民義務的輿論壓力。
那些堅持傳統家庭價值並不惜評價甚至干涉他人生活形式決定的人,Huber稱之為「家庭基本教義派」(Familienfundamentalismus)。她認為這種家庭基本教義派的信念──男主外女主內、一男一女才能組成家庭、女生必須生兒育女相夫教子──否定了一切與他們價值觀不符的生活形式。例如,在德國政府或民間都存在一個怪異的矛盾,一方面鼓勵女性投入職場,但是那些在職場的無後女性又被認為自私;或者生子後擬重新投入職場的女性被指責為「烏鴉母親」(Rabenmutter,這是從中世紀以來就存在的概念,用以指責未能善盡照顧小孩責任的惡母)。
▋他們擁有不生小孩的自由
原為律師的Huber,從憲法對婚姻與家庭的特別保護、各種生活形式的平等、國家對家庭的支持、育兒環境與政策架構、勞動市場與退休金政策等等法律、政治、倫理價值角度,批評德國的「偽善」,以及如何刻意不利無後者(她估算一對同在職場的無後夫妻要繳給國家的各種稅負,約是一個四口家庭的2倍)。
該書書名Kinderfrei是Huber刻意使用的雙關語(直譯為英文是childfree),-frei這個字尾意謂「免於」,但是frei本身卻又是「自由」之意。Huber不選用一般人慣用的kinderlos(childless)形容無後,就是要強調,人有「選擇孩子與否的自由」(Kinderfreiheit)。做出決定不要小孩的人,並非缺乏什麼,只是在自由社會選擇各種不同的生活形式之一而已;他/她仍是個不該被先入為主批判的完整的人,不因此生活形式而比他人更好,也不因此更糟。
Huber這本書有些段落太過偏激,太過強調有後者與無後者之間的敵對程度,而有些段落又扯得太遠。例如她強調「選擇孩子與否的自由」如何能解決人口過剩及環境永續問題。可是她也確實點出德國社會不夠寬容的地方,以及一些德國政策的盲點:例如,國家表面上說要提高生育率,卻未落實兒童保護──交通法規太過寬鬆下,每年有超過4萬名兒童被橫衝直撞的駕駛人撞傷、超過100位兒童被撞死;國家一方面提供育兒津貼,另一方面年卻又在2010年透過釋憲案對最需要育兒津貼的家庭限制這筆錢(該釋憲案認為育兒津貼應該配合失業津貼調整);一方面鼓勵建立一個有育兒能力的家庭,另一方面又拒絕同性伴侶領養小孩;一方面要增加托兒預算,另外一方面又不全面實施全日制學校以及增加幼稚園,幼托機構總是不夠,而且就算父母親千辛萬苦弄來幼稚園與托兒所的位置,其下班時間也難以配合下課時間……
還有,國家重量不重質,以為增加小孩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,但國家需要的不只是有勞動能力的人(Erwerbsfähige),還得是投入職場的人(Erwerbstätige)(德國仍然存在著許多青壯年無法投入職場);一方面說要對未來世代負起責任,另外一方面卻又削減各學校、游泳池、劇院等等這些未來世代最需要設施的預算;一方面說無後者將讓退休金垮台、必須削減其退休金以為懲戒,另一方面卻又把每年20億的預算拿來補貼私立退休金而非挹注公立退休金、並以所得稅徵稅上限(Beitragsbemessungsgrenze)來免除收入極高者應對社會與國庫所做的貢獻。
這本書寫於2011年,現在的內閣與當時已經不同,政治、經濟與勞動環境大有變化,有些問題現在已經找到答案,可是有些問題仍然無解,有些歧視仍然存在,於是有了這本《為祖國而交媾?不,謝了!》。
▋政客的替罪羔羊
Herrnkind出生於1965年,是作家也是知名記者,現任職於《明星週刊》(Stern),為2016年德國記者獎得主。這本書開頭,她自承是個典型德國無後婦女──她那個世代的德國婦女,1959年到1968年之間出生,受過良好教育,有20%沒有小孩。她是許多人之中的一個。
她這樣敘述自己選擇不要小孩的個人生命史:20幾歲時她與男友同居,想要很多孩子,只是她去上了大學,認為學生與母親的生活並不相容。畢業後她找到報社的一份實習機會,如果這時候懷孕,勢必得放棄工作,因為當時根本沒有足夠的幼稚園,全職家庭主婦是養小孩唯一可行之路。30歲時她當上編輯,過於忙碌的職場使她一直單身,而過低的薪資也使她難以鼓起勇氣迎接下一代。
後來升職了、工作穩定了、36歲那年認識了幾年後成為她丈夫的男人,結婚後想有小孩已經太遲,而她也沒有勇氣了,因為不確定自己真的能夠兼顧工作與有小孩的家庭,職場女性要兼顧這些,得要上司及先生高度配合。尤其她看到身邊女性朋友們犧牲的情形,放棄工作照顧家庭,最後卻被外遇的先生拋棄,且難以重回職場,她更確信了「生孩子在德國是高風險的事」。
她寫道,生小孩是可能把妳帶向貧窮之路的,尤其是對那些單親媽媽而言。2011年,德國約有160萬單親家庭需養育一個以上的小孩,這160萬人中,超過9成都是單親媽媽。許多爸爸們不再支付贍養費(修法以後,政府也強迫小孩在3歲以上的單親媽媽們必須投入職場分擔部份責任,可是對這些照顧小孩多年的媽媽們來說,重回職場困難重重),2014年國家付出了8億4,000萬歐元協助這些母親(而荒謬的是,單親媽媽的稅負比雙親家庭更重,今年已有一位單親媽媽向憲法法院訴請釋憲)。
難怪那麼多女性會說,不,謝了。她與許多同一代女性們,發動了「生育罷工」(Gebärstreik)。
▋退休金是關鍵
雖然像她這樣的女性不在少數,但是女權意識強烈的德國,卻存在著對無後女性的敵意。她舉例說明:強調傳統家庭價值的德國其他選項黨(AfD)主席Frauke Petry公開表示,自己生了4個小孩,並譴責梅克爾一個都沒有。另外教宗也說沒有小孩的人是自私的(雖然天主教的神職人員都獨身無子)。聯邦家庭部部長Manuela Schwesig甚至提議修法,讓有小孩的父母選舉投票時比無後者多一票。另外,稅法對無後者的不利,簡直就是合法地剝奪財產(enteignen)。記者Sven Kuntze更著書《無恥的世代》(Die schamlose Generation),指責無後者自私無恥,毀了下一代的未來,應該要被剝奪其退休金。
退休金正是關鍵。政界與媒體之所以對於無後者窮追猛打,甚至到妖魔化程度,Herrnkind認為是因為德國的退休金制度仰賴源源不絕的社會新勞動成員加入,而自願無後者便挑戰了這個世代契約(Generationenvertrag)。這個以勞動者為退休者支付退休金的世代契約制度,奠立於1957年阿德諾總理當政時期。當時阿德諾的名言是:「人們總是會生小孩。」現在看來當然過於一廂情願。政府失算,卻長年未以其他政策工具挽救退休金不足的問題,「而如今我們卻得為了祖國而交媾,好讓退休金帳戶順利運作。」她說,德國女性是政客無作為的替罪羔羊。
Huber指出,納粹時代將生育與榮耀元首與民族掛勾,而Herrnkind也指出這點。希特勒自1939年開始頒發「母親十字勳章」(Mutterkreuz),以表揚那些生兒育女數量極多的婦女;而納粹也已經開始以提高稅負為手段懲罰無後者。為祖國而生育,在德國有悠久的傳統。
▋只因我不曾給予國家一個小孩
Herrnkind的論述邏輯基本上類似於Huber,均指出社會主客觀環境不利於女性做出生育決定,卻又妖魔化不做出這種決定的女性,都提及「烏鴉母親」的刻板印象,女性不得不成為犧牲者。兩人也都強調,選擇不同的生活方式是一種人權與自由,不應以共同福祉之名被否定,甚至也都質疑世界人口爆炸糧食不足的此時,我們鼓勵生育真是好政策嗎?而這種以共同體之名半強迫鼓勵生育的手法,與法西斯政體運作的邏輯吻合。顯見,從2011年到2017年,許多女性仍要面對同樣的指責,許多問題並未改變。
兩人也都指出勞動環境對於生育的不利。雖然這個年代勞動條件改善,工作也更彈性化了,但是女性要重回職場難度仍高;而男性雖被鼓勵請育嬰假,但最多只能兩個月,對於減輕女性負擔有限,而且還可能會對男性未來職涯帶來負面影響。時代在變,但是還不夠快。
Herrnkind強調,寫這本書的用意並非為挑戰那些養兒育女的人,相反地,她對於為人父母者充滿敬意,因為這些父母們必須比她更忙碌辛苦。她想說的是,像她這樣的人不該被整個社會如人質般挾持,不該負責整個社會沒能解決的問題。比起許多未盡養育責任的父母們,她才是真正的愛國者。
Herrnkind問,她不生,難道就因此對國家社會無貢獻嗎?「我每週工作超出40個小時,我的薪水中幾乎有一半都是繳給國家的稅金,我也繳納高額退撫金、健保費以及長照險保費……我從未有一天接受過國家津貼……」而這樣的模範公民卻要擔負社會寄生蟲的名號,情何以堪。「我乖乖繳稅、奉公守法,這些都不算,別人不管怎樣都說我自私及無恥,他們想把我從工作崗位上趕走,把我的退休金取消,縮限我的選舉權利,是啊,這些人甚至要我對德國的危殆負責。為什麼?就只因為,我不曾給予這個國家一個小孩。」
▋後悔成為母親
提高生育率是少子化國家不得不做的迫切政策,但是怎麼做?問題還是在職場,以及兩性合作分工。柏林的人口政策專家Michaela Kreyenfeld指出,在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中尤其看得出少子現象,而教育程度高低對於男性的少子程度並無顯著影響。這裡看得出,養育兒女對於有能力投入職場的女性影響尤其大。青年人適合生育的年紀,通常也是職場衝刺的黃金時期,在這個「人生的交通尖峰期」(Rushhour des Lebens),各種計畫接踵而來,許多女性並不是不要小孩,而是怕無法兼顧。政府應該想辦法降低個人在兼顧家庭與工作計畫時的障礙,例如增加托兒所與幼教師資、推動彈性工時制或遠距工作制、塑造尊重母親的工作文化、增加男性育嬰誘因、想辦法改變傳統性別分工責任、創造新的家庭文化等等。
如果不能減輕這些障礙,不只未來還會有無數的人拒絕為國家帶來小孩,也會持續有人在工作家庭兩頭燒下後悔做了這個決定。2015年以色列的社會學者Orna Donath做了一個打破禁忌話題的研究,訪問了以色列20幾歲到60幾歲的女性,許多媽媽都說,她們深愛著她們的孩子們,但是當母親後她們失去了自主,倘若能重來一次,以她們所經歷過的這些以及她們現在所知道的,將會有不一樣的決定。這個研究後來以《後悔當媽媽》(Regretting motherhood)為名出版,作家Sarah Fischer讀了以後大為感動,心想,原來有那麼多人與我一樣的想法:我深愛我的孩子超過一切,但我後悔成為母親。2016年她出版《幸福母親謊言》(Die Mutterglück-Lüge),談成為母親要付出比成為父親太多的代價,拒絕只因為愛小孩就必須全盤接受「當母親是幸福的」之說法,引來甚多批判,當然,少不了那些無後者必須面對的自私無責任等形容詞。
不管是未成為母親者或已經成為母親者,都有人抗拒母親的角色。而這種抗拒,很多時候不來自個人主觀選擇,什麼自我中心、違反母性的指責都於事無補,我們應該想想是什麼樣的制度結構不利於(想)成為母親者,並設法改善結構;至於不願選擇走入養兒育女的人生規劃的人,這個社會也應當有價值觀的改變,他人不應站在道德制高點指責或刺探什麼,她們也不需要向誰交代什麼。懲罰性的制度於事無補,只會分裂出某些遭受國家差別待遇的特殊群體。以祖國之名要求生育下一代也太過沉重,我不能不想起白樺《苦戀》中的一句對白:你愛國家,但國家愛你嗎?
Herrnkind的書的結尾,引述了瑞典作家Ninni Holmqvist小說《可捨棄者》(Die Entbehrlichen)的情節:一個社會裡,只有那些生育者才被認為具有生產力,因此無後者被視為可被捨棄。這些人在50歲後會被國家囚禁於某個療養院,他們/她們的餘生只能以器官捐贈者的身份來證明自己對社會仍有用處。
幸好那只是小說,幸好在真實世界裡,沒有人應該因為不願/無法生育,而被其他社會成員視為應被捨棄者。
是嗎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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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由蔡慶樺執筆,授權轉載自「獨立評論@天下」,謹此致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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